这将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延时”效应将大大降低。在权威专家看来，过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延时”所带来的产需不协调将得到解决。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为缓解产能过剩“另辟新径”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新工业革命正在促生新的商业模式。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是进行集中生产，全球分销，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商业模式都是以厂商为中心开展的。

　　“真正意义上的以消费者为中心来临，中小规模企业成长空间巨大。个性化生产将成为大规模制造的重要替代、补充和增益，弥补传统大规模生产的不足。”王忠宏解释说，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体验和个性成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利润来源”，中小企业将能够实现小批量，甚至单件商品的定制化生产，并依然有利可图。

　　在李燕看来，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都会带来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革命，国家间比较优势、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国际竞争格局等发生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对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而美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打造“工业互联网”的最好解释。

产业变革仍需合理支持

　　尽管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深度应用刚刚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带有第三次工业革命“血统”，采用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我国生根发芽。

　　权威专家就举例道，位于广东顺德的一家家具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信息化转型，开始个性化定制生产：根据消费者对家具尺寸、价位、风格等要求，将数据输入定制系统，系统列出多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家具样式，消费者做出选择后再由工厂组织生产。

　　在王忠宏看来，新型企业的出现，一方面源于产业结构调整倒逼企业升级，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已具备践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3D打印、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的实际应用也在加快推进，并且在物联网研发和标准上也基本与国际保持了同步。

　　并且，“具备较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向来是工业革命‘先发者’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王忠宏认为，我国不仅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巨大内需，还是工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产业聚集效应明显的“世界工厂”，这是我国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孵化出新型企业的最大优势。

　　权威专家对未来中国工业保持乐观，但也不无忧虑。尽管我国已进入技术创新活跃期，涌现出一批诸如华为、光启等高技术企业，但我国总体创新能力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仍以追随模仿创新为主，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依然不足，并且技术创新体系并不完善，导致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匮乏。

　　对此，李燕认为，无论是基于企业兼并重组，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的新型企业，在使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政府“有形之手”依然需要有所作为。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继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政府更多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释放民间资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同时在安全、环保、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等方面加以完善，强化执法监督和落实；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政策也需要由原来的倾斜性为主，转型为功能性、竞争性为主的产业政策。

　　“竞争性政策旨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通过普惠性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对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给予支持，对重点面向于未来产业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比如说工业物联网、国家信息物理系统、大众创业等给予支持。将产业政策的功能进一步聚焦到增强工业转型升级基础能力，激发企业创新和发展活力上来。”

　　“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也势在必行。”权威专家补充道，基于未来知识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我国需要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培养适合新一轮工业革命需求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