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下行，已跌破50%的荣枯线至49.8%，PPI已连续35个月负增长。除受短期因素影响外，工业的持续胶着不振，更多地反映出我国“正在经受产业结构调整阵痛”。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判断，这种阵痛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国产业结构性调整是未来一个阶段的常态化特征，这源于对我国工业发展阶段和世界工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她认为，这是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未来走向的关键前提。

　　一方面，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加速过渡的阶段。从一般规律来看，这种过渡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优势的重塑，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产业、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方式都会出现相应的变革。

　　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山雨欲来”。从全球范围来看，集群式技术创新大量涌现，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尤其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契机。

　　尤其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恰与我国工业化向中后期过渡、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历史性的交汇。这次新工业革命更为深刻的影响，则体现在“国家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和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

　　在权威专家看来，若能合理有效把握这次机会，中国实现的将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更有可能“弯道超车”，实现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赶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导致我国被发达国家甩于身后。回首历史，我国已承受不起再次被甩开所带来的痛楚。”

　　大规模兼并重组正在到来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这主要源于我国的工业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而这些领域我国已非常成熟，产能达到或接近峰值。”李燕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道，面对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处于转换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

从投资趋势看，2014年，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平均投资增速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备受关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同比下降了5.9%，而高端装备、新兴领域的投资增速则远超工业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也佐证了我国工业正经历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趋势明显。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和驱动力就来自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李燕认为，兼并重组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调整，有利于实现我国工业比较优势的重塑。

　　兼并重组能实现企业间的战略、业务、制度、组织人事和企业文化的有效整合；兼并重组能够使得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人才、品牌、生产效率和规模的支撑，为企业实现新一轮发展提供驱动力；兼并重组还能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集中，也是解决目前面临的大规模产能过剩的“苦口良药”。

　　权威专家认为，我国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与之前我国企业过度竞争关系密切，而过度竞争则与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相关。这主要表现为“产业集中度不高，以及所带来产品同质化、生产规模和范围不合理、企业间缺乏协同性”。

　　“我国企业目前的确面临着集中度相对较低的问题。”李燕举例道，2013年我国粗钢生产企业CR10(销量排名前十名所占比重)只有39.4%，而同期韩国浦项制铁一家产能就占到韩国的60%；从2013年船舶行业的实际完工量来看，韩国前十家船企的集中度高达99%，日本是75%，我国低于50%。

　　李燕预估，经过此轮市场自发的兼并重组，我国在一些规模经济行业的生产将实现进一步的集中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华永道发布的《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报告也显示，我国企业已进入兼并重组活跃期：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交易数量高达6899宗，交易金额达到4072亿美元，交易活动的数量和金额环比均激增5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科技、工业、消费相关、原材料、金融服务成为并购交易的重点行业。

　　“国企改制将是未来一个阶段国内企业之间兼并重组的关键推动力。”权威专家预计，特别是央企将可能迎来大规模重组潮，预计未来几年将有如今的上百家缩减至60家以内，“兼并规模前所未有”。

　　新工业革命“曙光”破晓

　　“第三次工业革命恰恰与我国工业化向后期过渡出现历史性的交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王忠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制造革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和群体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助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从生产组织方式来看，“制造业的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和智能化将带来颠覆性影响。”经过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洗礼，上下游企业互联、区域内企业水平互联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联将成为现实，不同生产环节分工会呈现进一步细化、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