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工业支撑将导致国家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比如，过去的日不落帝国，到本世纪初，服务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到了70％，英国经济实现了由生产型到服务型的根本转变。

恰在这时，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遥相呼应，英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当英国房地产业进入泡沫阶段时，一方面，本来英国工业是英国金融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和客户，但随着英国工业的不断萎缩，英国金融业就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房地产和购买美国次贷债券，助长了本国及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另一方面，在泡沫破裂前，英国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又从房地产业泡沫迅速膨胀中得益最多，于是出现了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然而，英、美两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形势急转直下，英国金融业受到本国房贷坏帐和美国次贷的双重夹击，损失惨重。原本被视为“就业蓄水池”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受到重创，成了失业重灾区。规模偏小的英国工业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失业者，使英国失业率急剧上升。

随着英国失业率大幅攀升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高薪白领精英的大批失业，这又对英国零售业、旅游业、餐饮业等其它服务业产生连锁冲击。“去工业化”给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于是各个国家为挽救工业化的颓势，进行的“再工业化”。

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中国的发展也遵循着“工业兴，国家兴”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我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

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快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矫正，经济主体实现多元化，我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转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畸轻畸重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以后，随着比较优势变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再次快于轻工业，产业结构更加稳健、均衡。

2000年至今，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瓶颈，这也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

换言之，受到了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不断向好的情况下，去工业化趋势也开始浮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农业占GDP比重稳步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7．7％下降至2018年的7．2％，40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持续升高，从1978年的24．6％提高到2018年的52．2％，提高了27．6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基本保持在40％－48％的区间。然而，从2011年开始，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就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从2011年的46．5％下降至2016年的40．1％，5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

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从2006的42％下降至2018年的33．9％，累计下降8．1个百分点。其中，2011－2016年下降较为明显，5年累计下降6．5个百分点，工业同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波动下降，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7年的29．3％，其中2011－2016年快速下降31个百分点。

从就业比重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7．3％波动上升至2012年的30．3％，此后下降至2018年的27．6％，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下行通道。

与此同时，我国自“十二五”以来，服务业占比则明显提升。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8年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522％，2011－2018年累计提升9．2个百分点，年均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仅“十二五”期间就提升7．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