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无论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还是从工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看，我国都已经出现了或深或浅的“去工业化”现象，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经济理论表明，一个国家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工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过早“去工业化”，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反而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陷阱。

事实上，“去工业化”无可避免，这是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因为工业比重在达到预期顶点之后会出现正常下降的过程。但一国去工业化的核心，则需要在工业技术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使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业产出份额的大幅下降。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主要去的是工业的就业份额，而并非是产出份额。这一过程由消费结构变化与工业技术提升等因素触发，并在人均GDP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开始。英美的彻底去工业化带来了伤害，带来了产业空心化，但德日等国高端制造业的保留与适度的去工业化，却也为其带来了发展。

与此相反，在工业市场存量竞争与全球化的压力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不匹配、人均GDP较低时，开始了过早去工业化。由于工业部门是一国实现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不仅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反而可能掉入损伤潜在增长率的“陷阱”。

从行业间生产率差别的角度出发，服务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创造就业的主要拉动力实质上是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约为11．1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服务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为9．3万元，大约是第二产业的83％左右。

然而，许多关于服务业的观点往往仅看到了同样的产出条件下，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更多，却忽视了同样一个劳动力，在服务业所能创造的价值仅为其在第二产业就业的80％。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建议稿还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显然，“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适时的政策纠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也表示，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要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

这需要坚持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通过实施“卡脖子”技术突破八大工程，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工业化向高级阶段迈进，实现由简单加工到复杂制造，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利用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

从以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到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工业化，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展望2021年，随着“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和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安排也将渐次铺开——包括充分发挥优势部门潜力，提升整体生产效率，通过工业自主带动服务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更多的具体产业规划将逐步微观化，中国也将真正进入“提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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